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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走上了歸鄉之路。制造業“回巢”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美國企業依據全球產業鏈的變化對自身經營戰略的重新審視，也呼應了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國內涌現的實業立國的思潮，以及美國政府所倡導的以振興“美國制造”帶動就業和驅動經濟增長的思路。
然而，“回流”的美國制造業企業僅融合成涓涓細流，過去幾十年里失去的數百萬制造業崗位難以一朝挽回。與多年前將生產“外包”能普遍獲益的大潮流不同的是，回流美國究竟是否具有誘人前景存在很大的行業差異。
從“外遷”到“內遷”
2012年12月，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宣布，公司計劃2013年在美國投資1億美元，并把一條現有蘋果電腦生產線遷回美國本土。“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致力于把更多的工作放在美國。”庫克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說。
當年面對總統奧巴馬提出“為何蘋果手機不能在美國本土生產”的問題，蘋果公司的“靈魂”人物喬布斯回答：“那些失去的工作再也回不來了。”
同樣高調回歸的還有通用電氣公司。2012年2月，通用宣布把采用尖端技術的低耗能熱水器生產線從中國撤回其位于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電氣總部。僅一個月后，通用再次宣布把法式冰箱的一條生產線也從墨西哥撤回。
通用公司的戰略轉移是美國制造業“海外移民”的一個縮影。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在1979年達到1960萬的峰值后，隨著企業生產外包和機械化設備的使用而逐年下降。從2000年開始，全球產業化大潮風起云涌更是加速了這一過程。此后10年間，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的“失血”速度是之前20年的7倍。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雷蒙德·弗農用全球化時代產品的周期性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美國在生產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產品方面依然擁有優勢，但隨著產品市場的擴大。生產的標準化和競爭對手的出現，當產品的技術和工藝以及營銷手段已經不是什么秘密的時候，生產成本就成為越來越主要的決定因素，生產也往往從高收入國家轉向低收入國家。
四年前本想賣掉工業園的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杰弗里?伊梅爾特現在有了新憧憬。他認為，制造業“外遷”的概念已經過時，通用電氣未來還將把更多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設備制造業務撤回國內，并計劃在美國本土投資近10億美元。
綜合成本的助力
伴隨著將生產轉移到國外的潮流，美國制造業在經濟總量和就業人數中所占比例不斷下滑。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從上世紀50年代的近30%降至目前的12%。二戰結束后，美國曾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口在工廠工作，而現在這一比例已經降至9%。
制造業在創造財富、吸納就業和促進創新方面依然有著重要意義。據美國制造業聯盟統計，制造業研發占美國全國工業生產研發的四分之三；制造業出口約占整體貨物和服務貿易出口的三分之二，支持了約2000萬個高薪崗位，對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經濟版圖的變遷，隨著國內外勞動力成本等因素差異的變化，不少美國公司決策開始轉向，福特、卡特彼勒和英特爾公司都曾把部分生產遷回本土。
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公司的一份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不斷上升，反之美國的勞動力優勢則開始提升，比如美國南部部分州由于失業率高企、工會勢力削弱等原因勞動力成本較低，而且美國工人在使用機器和自動化方面占有優勢。
除了勞動力成本的懸殊縮小外，企業還要衡量更多綜合性成本。目前國際油價是10年前的三倍，增加了海外生產企業的貨物運輸成本；美國天然氣產量的顯著增長降低了本土生產的能耗成本，這些都使本土生產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此外，還有不少更加隱性的成本日益受到企業重視。比如，對創新的激勵和對核心技術的保護、產品質量的監督難度、供應鏈風險以及產品上市效率的考量，都是美國企業開始對海外擴張三思而后行的原因。
“回巢”效應有多大
樂觀人士認為，企業回流將帶動就業和經濟增長，這對于失業率長期盤踞在8%左右而經濟依然蹣跚在復蘇路途上的美國來說是一件好事。
在本輪經濟復蘇中，美國制造業表現頗為搶眼，為宏觀經濟復蘇和就業改善提供助力。盡管近期表現有所下滑，但截至2012年年中，美國制造業已連續30多個月擴張。
重振制造業受到奧巴馬政府力推。這對美國實現2015年出口倍增計劃具有重要意義，奧巴馬主張給予在美國本土投資和生產的企業以稅收優惠，但尚未落到實處。美國政客們似乎總對那些失去的崗位耿耿于懷，經常借機大做文章。
哈里·莫澤是美國一家制造業“回流”組織的發起人。他估計在過去兩年里，至少有25000個與制造業相關的工作回流至美國本土。盡管這與美國1200多萬失業者人數相比只是杯水車薪，但是莫澤認為“美國企業回歸的潛力很大”。
企業是否搬家回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稅收、監管、匯率和政府激勵機制等變量指標的變化。有些產品，尤其是衣服和鞋類的生產回歸美國本土恐怕根本行不通。
美國著名服裝品牌Levi’s創始人早年在國內有60個制衣廠，但現在Levi’s的所有生產全部外包，沒有直營工廠。生產本身附加值太低令Levi’s無意把服裝生產搬回國內。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辛奇·利維2012年對105家美國有海外生產經營背景的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營業額從2000萬美元到250億美元不等的企業中，有14%表示肯定會把某些生產線遷回美國，超過30%的企業將考慮這樣做。
利維稱，如果美國政府采取措施進一步降低企業稅，有望帶回更多的制造業，但目前難以判斷這股漸進的潮流能否帶來大量的就業崗位。
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馬丁·尼爾·貝利認為，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回流難以帶來大量就業，但可能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崗位。今后一段時間內，美國對軟件程序員、工程師、設計師和數據分析師等高端人才的需求肯定會大于直接在生產車間工作的工人。
當美國人為制造業回歸而歡欣鼓舞之時，可能忽略了不少回流崗位工資被壓低的現實。面臨海外國家的低成本競爭優勢，美國本土企業不得不控制人工成本。而就業的嚴峻形勢令工人在薪酬談判中處于被動地位，不少人為了保住飯碗只能接受低薪。通用電氣把電熱水器工廠從墨西哥撤回后，支付給員工的小時薪酬只有13美元，比以往降低了8至10美元。而三大汽車巨頭如今支付給員工的平均時薪也下降了10多美元。
另一個可能限制制造業回流的瓶頸在于美國技術工人的缺乏。當被問及蘋果為何不把所有生產線搬回國內時，庫克說，這跟價格沒有太大關系，主要是勞動者的技能。他認為，美國的教育系統不能為現代化制造業培育出足夠多擁有合格技術的勞動者。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企業把生產撤回國內的做法并非是幾十年來將生產外包的簡單扭轉，這其中蘊含了更多經營策略上的審慎考慮。如果說幾十年前，企業都一股腦兒地去海外尋求產地的話，當下的這種“回巢”是有選擇性的。
和數年前選擇遷出一樣，利益最大化依然是走上回家之路的美國企業追求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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