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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再工業化”虛與實

　　歐美“再工業化”已經取得的成果，仍然不得不面對成本偏高的現實，以及國內政治既得利益的掣肘……這注定“制造業回歸”將是一條坎坷路

　　如今，史兆威已是哈佛大學商學院專門研究美國制造業生態的教授，但在他擔任柯達高管期間，親眼目睹了美國企業將產業發展機遇拱手讓給日本等競爭對手。結果便是，今天幾乎美國家家戶戶使用的都是日本產的數碼相機。

　　“制造業對一個國家的創新和競爭力至關重要，美國需要復興制造業，從而為長遠的經濟繁榮打下基礎。”他告訴記者，讓他憂心的是，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美國的制造業一直在走下坡路。

　　在他與加里·皮薩諾合著的新作《創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復興》一書中描述了美國制造業逐漸衰落的圖景：1950年，制造業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27%，占美國就業總量的31%，然而到了2010年，這兩個比例已分別降至12%和9%。截至2011年底，美國制造業崗位不到1200萬個，而在美國制造業頂峰時期的1979年，這一數字是1960萬個，平均下來，大約每年流失逾23萬個制造業崗位。

　　英國制造業也經歷了類似的遭遇。

　　西北重鎮曼徹斯特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開路先鋒，紡織機器誕生于此，并由此發軔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成為英國乃至世界的紡織中心。但隨著紡織業向亞洲等地區轉移，曼徹斯特早已不見當年的生產盛況，只留下一個滄桑的老城。

　　數據顯示，過去30年，英國制造業就業人口持續下降。1990年，制造業在英國經濟中的比重還有22%，到目前，這一比例僅為10%左右。

　　金融危機的爆發，終于讓歐美等發達國家意識到過于依賴金融業等虛擬經濟對國家經濟整體造成的危害。

　　“不需要制造業也可以成為全球創新者的設想‘非常危險’，政府和企業必須盡快擯棄‘去工業化的試驗’。”許多有識之士發出了呼吁。

　　于是“再工業化”開始被提上日程。

　　從2009年到2012年，奧巴馬政府先后推出了“購買美國貨”、《制造業促進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計劃”、“內保就業促進倡議”等多項政策來幫助美國制造業復興。

　　英國政府自2008年起也多次發布制造業發展戰略，成立戰略投資基金資助制造業。2011年還確定了制造業五大競爭策略：占據全球高端產業價值鏈、加快技術轉化成生產力的速度、增加對無形資產的投資、幫助企業增加對人和技能的投資、占領低碳經濟發展先機。2011年11月，英國首相卡梅倫甚至還專門設立“伊麗莎白女王工程師獎”，獎勵那些技藝精湛的工程師，獎金高達100萬英鎊。

　　盡管舉措眾多，但在許多專業人士看來，歐美制造業復蘇必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最終能否真的實現，目前還難有定論。

危機后的反省

　　“金融市場不僅能給經濟增長的巨輪提供潤滑劑，而且其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巨輪。”這是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的名言。在他看來，金融業是美國的獨特優勢，是美國經濟的中樞神經，金融業的發展事關美國經濟的福祉。

　　具有類似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這些人主張鼓勵金融創新和非制造業的發展，而無需重視制造業的發展，因為“美國已經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工業產品可以從國外進口，而無需在美國本土生產”。

　　這一思潮給美國的產業發展和人才流向造成了很大影響：數學天才們不愿去工業研究所而是熱衷于華爾街，政策制定者對發展制造業也缺乏重視。這造成了美國向制造業、理工科研究的資源投入不足，也使得美國廣大民眾對于科技類的知識積累不感興趣。

　　“美國幼兒園的老師本人都對科技類知識不熟悉，自然也會避免和孩子們談及科技類知識。”美國鋁業公司董事長克勞斯·克萊因費爾德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不過危機爆發后，許多人開始反省。

　　“以前，人們通常對制造業有著普遍的誤解，即認為制造業是低附加值的生產活動，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且可以很容易將產業外包到世界各地。”史兆威談到，但如今，在很多工廠中，制造業已經能成為一種知識型工作。比如，復雜的精密機械加工，就要求必須能夠以在經濟上可行的成本，生產出大批量而且質量極高的組件。

　　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馬丁·貝利認為，占美國經濟總量不足10%的制造業難以扛起美國經濟復蘇的大旗，但是制造業的研發占到美國私營部門研發投入的70%，對于維持美國的創新能力至關重要。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副總裁布魯斯·卡茨也認為，制造業是創新的生命線，盡管制造業在美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但是制造業當前雇用了美國35%的工程師，占到美國企業研發總投入的68%，制造業的專利數也占到全美國專利總量的90%。

　　英國政府似乎也清醒地認識到，全球制造業正在經歷深刻變革，正從傳統制造走向高科技制造，制造業的從業大軍也日趨多元化，除了傳統的車間生產和機械操作外，更多的是從事研發、設計、銷售、售后服務等配套工作。

　　“我們的策略是，高價值設計和創新。”英國商業、創新與技術部商業與企業國務大臣普銳斯克曾明確表示。

回歸的基礎

　　雖然讓歐美國家的經濟遭受重創，但金融危機卻使政府認識到忽視制造業發展的危害，制造業也算因禍得福，得到了政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與此同時，一些新興國家人力成本上升也給歐美制造業回流帶來了機遇。

　　美國咨詢公司AlixPartners公布的數據顯示，近一年來中國工人工資增長了30%，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升值了5%，運費平均上升了5%。

去年，英國紙品生產商Filofax公司將50萬套記事本的生產從中國轉移到英國愛丁堡南部的達爾基斯。給出的理由便是：中國工人工資快速上漲，如果將運輸成本和交貨時間等因素均計算在內，在英國與在中國生產成本的差距已大幅度縮小。

　　更重要的是，像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在科研、設計、創新方面的優勢使它很有希望在制造業細分市場上取得巨大成功。

　　以汽車業為例，盡管英國多個汽車品牌已經易主他國，但這些汽車的設計和生產仍然在英國進行，并已從傳統制造形態向高附加值領域轉變，例如技術和設計創新。

　　此外，在節能技術方面，英國汽車業也享有盛名。去年英國新車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2.7%至每公里133.1克，為過去10年來最低碳排放水平。在歐洲汽車業普遍萎縮的情況下，英國一枝獨秀，新車登記量增長5.3%至204萬輛，達到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再者，英國中小企業數量龐大，不少企業依靠個別專利設計就能在其所屬的細分市場上占據龐大市場份額。這些企業或許不像世界500強那樣聲名鵲起，但是在業內卻都是赫赫有名。例如，歐洲最大油氣業閥門制造商OliverValves起家之初，就是其創始人設計了一種防泄漏能力極強的閥門，它的第一筆訂單來自中國一家合成氣煉廠，第二個客戶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國天然氣集團，如今這家私企已走過30個年頭。

　　總部位于英國劍橋的芯片設計商ARM控股公司也是一個成功范例。ARM擁有強大的研發能力和優秀的商業模式，它本身不生產芯片，而是進行芯片設計，然后將技術知識產權授權半導體公司，后者每生產一個ARM設計的芯片，就要向其繳納一定的版稅。目前全球95%以上的手機以及超過四分之一的電子設備都在使用ARM技術。金融危機以來，ARM業績非減反增，成為倫敦股市上的熱門藍籌股。

　　專家認為，雖然歐洲普遍出現了制造業衰落的現象，但是從工業產品的技術含量、質量、品牌、具有前瞻性的環保要素等多方面綜合考慮，歐洲的工業競爭力仍然十分強勁，其工業部門獲得的附加值也具有全球最高水平。此外，歐盟還掌握著接近50%的全球工業技術標準和產品規則，這些因素都是歐洲“再工業化”的有利條件。

回流假象

　　制造業回流似乎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果”。

　　數據顯示，與2010年1月美國制造業崗位數階段性低點的1150萬相比，美國制造業在此輪經濟復蘇期內已經增加了約50萬個就業崗位。

　　不過真相可能并不像數據表現的那般樂觀。

　　仔細分析便會發現，上述制造業崗位與美國經濟復蘇之后創造的約580萬相比，約為9%，這與制造業崗位占美國就業崗位總數9%的比例基本相符，而制造業在此輪經濟衰退中大幅裁員226萬人，占到制造業總雇員人數的約20%，遠超過制造業在美國雇員總數中的比重，因而并不能由此判斷美國制造業迎來了“第二春”。

事實上，就目前情況看，美國就業崗位的回流更多是出于成本驅動，而非新產業驅動。因此不少專家認為，崗位回流這可能只是階段性趨勢，尚難成為洪流，因為從中長期來看，美國制造業工人時薪已經高達約20美元，超過其他行業平均水平約兩成，因此美國的制造業崗位難以大幅提升。

　　有業內人士測算，惠而浦在中國的用工成本僅相當于美國的約四分之一。因此，其美國重新設廠的象征意義似乎大于實質意義。而且從已有案例來看，在美國設廠往往是幾十人的小規模工廠，大規模的生產依舊是在勞動力更便宜、更具有靈活性的亞洲國家。

　　“制造業崗位回流不會成為潮水般的趨勢，亞洲已經不是當仁不讓的唯一選擇。”美國制造商提高生產力和創新聯盟首席經濟學家丹尼爾·梅克斯特羅思談到。

　　卡茨的觀點更加明確，在他看來，美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內損失的700多萬就業崗位很難全部回流美國，預計美國在未來只能增加200萬～300萬個就業崗位，美國制造業的復蘇前景不容樂觀。

政治障礙

　　索林德拉是一家位于美國加州的太陽能電池板制造商，是奧巴馬政府首批給予貸款擔保的能源企業之一，曾被奧巴馬政府稱為創造綠色能源就業的“典范”。然而，該公司卻在2011年8月底由于經營不善而宣布破產，1100名員工失業。

　　在2012年大選臨近之際，共和黨將此事件放大，指責奧巴馬政府是出于“政治動機”而倉促為該公司提供貸款擔保，導致納稅人遭受損失。受此牽連，新能源規劃、智能電網、后碳時代這些未來經濟發展的亮點在美國去年的大選期間都成了政治忌語。

　　此外，奧巴馬政府還在去年提出進行企業所得稅改革，試圖將制造業企業的最高企業所得稅率從35%降低到25%，以此來吸引制造業崗位回流，但是美國國會至今沒有對此進行審議。根據以往的經驗，任何重大稅收改革勢必要與美國兩黨發生沖突的政府預算等議題掛鉤。

　　“美國目前的這種狀況，可能會把新能源等產業發展機遇拱手讓給競爭對手。”布魯金斯學會副總裁達雷爾·韋斯特不無擔心地表示。

　　事實上，早有專家指出，雖然奧巴馬政府提出了許多振興制造業的規劃，但大多是指導性的，而非具有行政強制性的計劃。

　　本刊記者在弗吉尼亞等州采訪時了解到，雖然美國希望能盡快提高清潔能源占全美發電量的比重，而電力企業也在向民眾努力推廣太陽能電力的入戶工作，但進展并不順利。不僅遭遇到政府補助不足、傳統能源具有更大價格優勢等瓶頸，而且智能電網建設也遭遇到地方政府不配合的尷尬。

　　不過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矛盾產生的真正原因，是奧巴馬政府的新能源發展計劃也與較為重視傳統石化能源發展的共和黨陣營存在較大沖突。

　　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市長格雷格·菲舍爾指出，由于政治機制使然，當前的美國無法靜下心來討論如何向德國、日本和中國等工業強國學習，而整天都在忙于解決“財政懸崖”之類自導自演的短期挑戰，這使得美國缺乏長遠的戰略眼光和執行力。

　　事實上，新興制造業的發展往往需要較長的培育期，美國當前的政治機制并沒有給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摸爬滾打的條件。每兩年就要進行一次的國會選舉、四年舉行一次的總統大選，會使得美國很多議員將注意力都放在超短期議題上，只有這樣，才能在有限的任職時間內為自己連任創造得分點。近幾十年來黨派觀念日益濃厚的華盛頓政治現狀使得民主、共和兩黨在預算、稅收等經濟議題上分歧明顯，而美國幾乎所有大型國家工程的預算和稅收議題又必須經過國會審批，因而導致效率遲緩，索林德拉事件只是其中的一個例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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