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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年之尾，有兩條重要消息關乎中國能源格局之變。
一是山東的石島灣高溫氣冷核電站開始動工，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核電項目，在安全性上達到了核電“第四代”標準；二是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大營地區，發現了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鈾礦，其儲量可躋身世界級大礦行列，一舉讓中國摘下了“貧鈾國”的帽子。
資源不足一直是中國發展核能的“瓶頸”。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鈾資源進口量約為15000噸，自產量僅為1000噸左右，對外鈾資源依賴程度超90%。
一段時間來，中國企業在海外找油、找礦，對鈾資源更是下了大功夫，花了不少銀子。今年，中廣核集團從英國人手里購入了納米比亞的Husab鈾礦，儲量約為22萬噸，排名世界第四，單這一筆就花了6億多英鎊。此外，在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都有中國企業尋找鈾礦的身影。
因為中國買家的參與，國際鈾價在經歷過長期低位調整后進入企穩回升階段。伴隨中國在建核電項目陸續啟動，早有業內人士擔心，國際鈾價恐怕會上演狂飆走勢。在內蒙古發現的大鈾礦，不但大大降低了中國對外鈾礦依賴，同時也給那些尋機炒作鈾礦價格的國際游資一個沉重打擊。
據稱，由于大營鈾礦的發現，中國的鈾礦儲量將可能超越烏克蘭，進入世界前10。
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石油、天然氣對外依賴都很嚴重。核能是屬于未來的能源，在中國能源結構所占比例不到2%，連世界平均水平5.5%都達不到。就算按照長期規劃，到2020年核電裝機達到6000萬千瓦，也只達到4%。
即便按這個標準，業內人士以每百萬千瓦機組一年大約消耗160噸~180噸鈾計算，到2020年中國每年大約需耗鈾超過1萬噸。每當提起這個數字，那些反對中國發展核能的人士似乎就有了“鐵證如山”的感覺。
內蒙古大營鈾礦的發現改變了這一切。礦業專家認為，大營鈾礦的儲量大還不是最重要的，關鍵在于它的發現突破了我國傳統鈾資源勘測的“老路”。傳統的中國礦業勘探采取礦業權“平面管理模式”，一般都是單一找礦，發現了煤就挖煤，發現油就采油，其他的伴生礦，習慣于先擱置不管，顯然這會造成巨大浪費。
在大營，采礦隊伍先發現了有數百億噸儲量的巨型煤礦，而后才發現大鈾礦。由此，一直是非主流的“煤鈾兼探”思路在這個項目上獲得了顯著成果。國土資源部的勘探專家程利偉對新華社記者稱，大營鈾礦正在“引發一場多礦種兼探的勘查革命”，正在帶動油鉀兼探、油鈾兼探、煤鋁兼探等其他多礦種綜合勘查。
據稱，在新思路指引下，在華北乃至整個北方地區，新一輪找礦熱潮悄然掀起，中石化、中石油也提出在油氣勘查過程中“兼顧找鈾”的愿望。這就可以理解兩院院士常印佛的話，“在尋找鈾礦上，中國人打了一個翻身仗”。
筆者認為，礦業專家的欣喜在于，只要勘探方法得當，那些以前認為相當貧瘠的地區很可能發現新礦藏。我們一直希望實現鈾資源供應“立足國內”，現在距離這個目標邁出了關鍵一步。
資源“瓶頸”只是核能發展的一個方面。另一個關鍵要素是核心技術。
中國目前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在建核電項目，其中以“二代加”和“三代”為主，只有山東石島灣核電站具有“四代”屬性。這個由清華核能研究院設計完成的項目建成投產后，將形成包括技術、標準、專利在內的自主知識產權體系。
通常來說，國際上核電劃分有4個“代際”：1954年蘇聯建成實驗性核電站，之后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石墨水冷堆投產，可稱為“第一代核電機組”；上世紀60年代后期，在石油危機背景下，大批技術成熟的30萬千瓦壓水堆、沸水堆、重水堆等核電機組陸續建立，今天世界上商業運行的400多座核電機組，大部分都稱為“第二代核電機組”，也包括中國的秦山、大亞灣等；到上世紀90年代，在已發生核電站事故教訓之上，美國和歐洲進一步發布了更具安全性和經濟性的核電站設計標準，以此為準的核電項目是“第三代核電機組”，目前只有中國在建項目中有6臺此類機組。
“第四代核電”預計要到2030年甚至更晚時候，才能達到商用程度。在經濟性、安全性、核廢料處理等方面，“四代”核電具有更嚴格和完善的設計。清華核能研究院的高溫氣冷堆和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正在研發的“實驗快堆”，都屬于“四代”核電。而前者的進度更快。
按照規劃，石島灣核電站初期工程僅處于試驗階段，投資額約為30億元，高溫氣冷堆的實際容量也僅為20萬千瓦。如果前期運營順利，預計2017年年底該電站將實現約660萬千瓦的發電能力，項目總投資約1000億元。
石島灣核電站是日本福島核事故后我國首個獲準開工建設的核電項目。過去兩年多來，“核恐慌”一直在全球泛濫，中國叫停了所有在建核電項目，展開了全行業的大檢查。到去年年底，隨著山東石島灣核電站、浙江三門核電站、江蘇田灣核電站二期工程相繼開工，標志著中國“核電重啟”從政策層面落實到了建設層面。可以說，中國“核信心”已經恢復。
這是一個重要信號。中國的核電建設雖然慢了幾拍，但我們的追趕進度可以說相當快。而在核能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能源競賽中”，占有先機是至關重要的。
清華核研院院長張作義曾介紹過高溫氣冷的研發過程。據他稱，該項目從學術論文到工程實踐，已經有30多年歷史，可以說歷經坎坷，一代科研人員都為此“熬白了頭”。具有突破性的重大科技項目都是如此，如果沒有堅決的戰略意志，并且能在戰術上勇敢靈活，一個個攻克難關，根本不能堅持到最后出成果。
總體而言，相對于龐大的生產力而言，中國是能源相對稀缺的國家。中國能源自給的“正道”是技術升級，而真正實現跨越式的技術突破，在能源領域就是核能。
本質上，包括光能、風能、生物能在內的所謂“可再生能源”，都是廣義的太陽能，而太陽能本身就是核聚變釋放能量的一種形式。可控核聚變是人類所能掌握的真正的“無限能源”，也代表了人類技術進步和文明升級的主流方向和未來歸宿。
目前核聚變的技術難度太高，短時期內還無法攻克。但隨著核裂變方式的“三代”、“四代”核電項目上馬，中國在核能研發、施工、配套等多個環節積累的經驗和技術專利，都在為最終實現核聚變發電打基礎。
有專家認為，中國“能源結構三階段”包括如下的戰略步驟：一是以煤炭、石油為主的化石能源（占90%以上）的階段；二是以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及天然氣）所占比例超過10%，作為進入多元結構的標志；三是在多元結構持續數年之后，進入非化石能源占到一次能源總量的90%以上的全新階段。在這個能源結構大格局的調整中，核能應該是那個撬動整個能源格局大轉變的支點。
筆者曾強調，大國的能源戰略要避免急功近利思維，要看長遠。那么在核能領域，也不能長期籠罩在“別人的錯誤造成的陰影”中。安全性從來都是核能利用的第一法則，其實一切有關核能技術的突破都與安全性有關。明確了這個原則，發展核能就不必羞羞答答。中國應該在核能的基礎研發上，再下大力、多投入，練好基本功。
當然，在核能發展的方向和節奏上，應該允許有不同意見、有爭論。反而，總把核能“神秘化”、“小眾化”、“精英化”，局限在小圈子里，才會讓普通人憑空產生擔憂，進而容易把核能“妖魔化”。
龍年的這兩則消息本來是喜訊，但迫于前期風聲鶴唳的“核恐慌”輿論，核工業內部人士都自覺地保持低調。但愿這種謹慎的低調，只是中國核能大發展之路上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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