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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
從哥德堡驅車向北，1個半小時后，我們到達了薩博小鎮—特羅爾海坦市（Trollhaettan），這一路人跡罕至。由于原大股東美國通用的“雪藏計劃”，薩博工廠幾經易主。哥德堡媒體用“一女四嫁中國人”來形容薩博坎坷的命運。
特羅爾海坦市薩博生產線還沒有恢復。自去年薩博汽車破產后，這里失業率翻了一倍，超過20%。如今，薩博所在的國王街繁華不再，當地一家著名夜總會在薩博破產后也停業關門。
薩博和特羅爾海坦市的衰敗是歐洲工業苦苦掙扎的一個縮影。德國漢堡港正在醞釀新一輪降價，報紙上大幅廣告寫道：貨輪降低3000歐元，中轉集裝箱船費用降低20%。這波及了中國公司，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在歐洲的一位付姓員工抱怨，生意大不如前，許多船東虧損了上百億，造船廠今年一個訂單都沒有。
由于制造業衰落，法國失業率創下了十年來最高值10.3%。2009年后，歐洲工業面臨銷售下降、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滑等困難，2012年12月數據顯示，德國與法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萎縮程度加深，12月法國和德國制造業PMI初值分別低于預期。2012年11月，歐元區失業率升至11.8%。經歷超過十年的去工業化，歐洲已如同一部銹跡斑斑的機器。
可這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種力量也正在蓬勃生長，歐盟提出了再工業化，預計到2020年，制造業在歐盟國家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將從現在的16%升至20%。行走在歐洲，不難感受到蒸汽機時代的工業熱情又在悄悄復燃。
巴黎副市長Sautter先生
在巴黎，我們見到了負責就業、經濟發展和國際吸引力的副市長Sautter先生。攝影師一按快門，他就用英語喊道：歡迎到法國投資！11月23日早上，我們同近10家法國中資企業協會成員與Sautter先生共進早餐。他告訴我們，巴黎市經濟發展署專門設立了負責中國事務的專員，為中國企業在巴黎開展投資經營提供便利。
“中國已成為歐洲重要投資來源國。”Sautter說。德國漢堡港集裝箱貿易的情景為他的判斷提供了注腳：每三個集裝箱里就有一個來自中國，往返中國的貨運量每掉下1個點，整個漢堡港成績單都會變得像被火燒過一樣難看。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有50萬人，其中70%居民的生活與中國有關。2012年1-10月，中歐貿易額達4528.3億美元，這也是雙邊貿易額連續兩年突破5000億美元，歐盟已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去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在歐洲并購交易額較2011年同期增加了58%，達到70億美元，占同期海外并購交易總額的31%，大量交易都集中在制造業。不用再拉出那個長長的名單，僅在以制造稱雄的德國，電子廠商Medion AG，液壓技術全球領先者凱傲集團（KION），建筑設備公司普茨邁斯特（Putzmeister）、施維英（Schwing），汽車零部件生產商凱毅德（Kiekert）等，都已經，或將要有一個中國老板。在2011年底一次公開講話中，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前主任李榮融曾提示：歐美經濟疲弱對中國的機械裝備制造企業來說正是投資良機。
通過這些貌似甜蜜的婚約，覺得中國能夠分享歐洲再工業化的紅利，則是一個狂妄的幻覺。中國能夠參與其中的，多是歐洲工業的存量資產，而歐洲“新工業革命”的增量資產，則是由原材料革新、綠色能源、微電子與納米電子技術、機器人技術等構筑的全面產業升級。這場盛宴中并沒有為中國預留席位，歐洲雖然需要中國人扮演“白衣騎士”，但排斥將“中國模式”引入這塊大陸。他們認為，低工資基礎上的工業復興不會成為人民與國家的福祉。回到國內第一天，我發現辦公區大桌子上放著一臺紅藍相間的機器，這就是傳說中的3D打印機。一位年輕的同事正興高采烈地用它為大家打印出圣誕老人。必須承認，它沒有我想象的那樣神秘，有點像20年前就風靡中國鄉鎮企業的注塑機。
當我們在圍觀圣誕老人時—制造類似模型也是目前３Ｄ打印機在中國最普遍的用途，比利時的梅洛特公司已開始與中國青島一家紡織廠合作，“打印”紡織機軸承。傳統工業流程需要８４小時完成的零件，現在只需２４小時，而且每個軸承成本由幾十歐元降至１歐元。
用了30年時間，中國終于進入全球制造業強國序列，過去十年中它不再僅限于生產廉價鞋子與部件，而是將精力釋放于基礎工業與精密產品。一種常見的觀念是，如果有足夠時間，中國制造終將徹底打敗它所有的老師。不過，看到歐洲與美國正在發生的工業變革，以及支撐變革背后的力量，再對比中國近年來隱約出現的實業空心化之憂，不由得令人擔心，中國會再次輸在新一輪產業升級起跑線上。
我們可以將時距拉大，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時，大清帝國正抵達繁榮的頂點。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朝廷重申不許武科改用鳥槍，依然比試舞刀射箭，五年后，經歷數次破產的英國人瓦特終于成功改良了蒸汽機。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皇帝在避暑山莊接見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傲慢地聲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曾引起廣泛討論的“李約瑟之謎”是：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的科學與技術還比歐洲先進，但工業革命卻沒有在中國率先發生呢？2012年，倫敦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教授對來訪的中國民營企業家提出了“新李約瑟之謎”，即如今中國正在變得富有而強盛，但中國的社會組織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學和技術創新呢？這是一個對中國未來至關重要的問題。
《中國企業家》雜志歐洲特派小組，一行三人，23天，嘗試描述徘徊在“新工業革命”隧道入口處的歐洲。我們對歐洲經濟的冠、亞軍德國和法國給予了更多關注，它們在這一歷史瞬間的興奮、爭執、猶豫、困惑，或許能為中國怎樣面對“新李約瑟之謎”提供借鑒。
法國“藍鷹”
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圓山大酒店（Grand Hotel）正在裝修。據說2012年4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此休息時，外墻就已動工，而8個月后中國作家莫言在此下榻時，鐵架子還在。三年前，北德五州州長們曾聯名致信德聯邦總理默克爾，要求拓寬挖深易北河，保住漢堡港國際大港地位，而我們到達漢堡時，州議會剛剛確認下來再次與環保組織討論的時間。
這就是歐洲速度。工業復興計劃亦在慢節奏中推進。早在四年前，一些歐洲經濟學家就意識到，借鑒美國2009年的“再工業化”計劃，歐洲國家也應該下定決心，進行工業革命。直到2012年1月，歐洲國家還在反思國家競爭力下降的原因，可標準普爾已經降低了法國的國家信用評級數為Aa1，2012年11月，穆迪也降其評級。
重塑法國競爭力，消除這個驕傲國家的悲觀情緒，成為新總統奧朗德的重要任務。競選期間，他曾做出承諾，到2013年一定要把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從4.5%壓到3%，相當于最初建立歐元區時的水平。
“最近幾個月，法國圍繞著這個問題爭爭吵吵。”中國銀行巴黎分行總經理潘諾說。這筆賬算下來，今年法國預算要節省300億歐元（約合388億美元）。其中僅有三分之一來自于財政開支削減，其余200億歐元要依賴工業復興。
“在工業方面，法國有非常好的基礎。歐洲范圍內，它的航空航天和核能工業都排名第一位；化工農產品排在第二；排名第三的行業有電信和制藥業。”法國政府投資部部長David Appia接受本刊專訪時背出了一串數字，根據最近湯森路透創新力調查，“全球100個最具創新力的企業”，法國有13家公司或研究機構上榜。他補充，“第一，我們有著非常好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員工受過高等教育；第二，我們堅持創新，大規模地投入研發。”
“沒有哪屆法國政府可以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實施如此之多的改革。”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皮埃爾·莫斯科維奇（Pierre Moscovici）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2012年11月，我們正在歐洲采訪，奧朗德在愛麗舍宮召開了自上任以來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一個月前奧朗德政府發起“十月變法”，曾委托歐洲宇航防務集團（EADS）前董事長路易·加盧瓦（Louis Gallois）做了一份關于工業競爭力的報告。奧朗德在長達2個小時的發布會上，介紹了自上任6個月來的行動意義。
胖乎乎、圓臉的奧朗德有“杯裝焦糖布丁”之稱，他矮胖，經常穿一身松垮、不收腰身的西裝，再加上有前任薩科齊對比，“這個比喻一點都不夸張，簡直就是‘放在碗杯里顫抖著的果凍’。”一位服務于法語政府部門的翻譯官告訴我們。
這次新聞發布會后，奧朗德在民眾心中形象大逆轉，他寫過一本名為《法國夢》的書，現在看起來就是要實踐這一夢想的人。“許多世紀以來，備受法國人推崇的一條鐵律是，只有成為大國的使命感才能喚醒法國。而奧朗德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喚醒法國使命感的人。”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埃爾韋·洛侖茲如此說。
2012年5月16日，法國總理讓-馬克·艾羅完成組閣，經濟、財政和工業部拆分為再工業部和經濟、財政與對外貿易部，而且在再工業部下設中小企業、創新及數字經濟部。為此，法國成立了公共投資銀行，其作用就是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
再工業部也叫生產振興部。法國新總統奧朗德曾提到，要想有一個很好的經濟增長點，必須有一個好的工業。“再工業化”是奧朗德政府最重要任務之一。
“說句實在話，我的朋友們，包括我，在2012年7月對歐洲、法國都有著一種悲觀情緒，歐洲真的不行了嗎？”潘諾告訴我們說，“但是下半年以來，情況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大家的信心似乎又回來了。”
有激進者甚至希望在法國帶動下，歐洲也能出現一場“藍鷹運動”。這是從美國借來的一個詞匯，1930年它由羅斯福政府發動，彼時美國通過了《全國工業復興法》 。“在新政的這段蜜月期里，總統和人民之間是真正的愛情婚配，雙方也許都有少許不理性，可還是會相信對方是絕對可靠的—但話說回來，愛情畢竟是超越邏輯的。”美國學者狄克遜·韋克特在他的《大蕭條時代》一書中如此回憶。
奧朗德與當年羅斯福面臨的局面有一定相似之處。兩人接手的都是一個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的爛攤子，它們都屬于左翼，都信奉凱恩斯的干預主義，相信政府干預可以幫助經濟盡快復蘇，兩人都擁有加強政府干預的社會輿論支持，而且上臺都得益于有一個失敗的前任。
誰執復興牛耳
實在不想再引用狄更斯《雙城記》中萬能開篇，他用一組矛盾的排比句描繪了被裹挾進第一次工業革命初期普通人的感覺。不過，用它描述這一次工業復興的浪潮依然是恰當的：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我們全部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不同于美國的是，任何一個智囊團都不可能給27個歐盟國家、17個歐元區國家做出美國式的計劃，在歐洲再造一個“統一”的實體經濟。對于誰才是“新工業革命”的主角，歐洲主要國家之間的分歧并不比在金融領域少。
2012年10月，歐盟出臺了“新工業革命”戰略，11月8日，又出臺了“汽車2020行動計劃”，該計劃為“新工業革命戰略”第一個成果。歐盟希望將汽車領域作為制造業全面復蘇的驅動力，也聲稱要給予汽車工業“所有可能的政治支持”。2013年1月4日，歐盟委員會公布，對部分新款公交車與重型卡車執行“歐6”排放標準的法規，已自2012年12月31日起正式生效。此計劃一出，很多歐盟國家認為，“完全站在德國一邊”。
1月9日，法國政府官員提議標致雪鐵龍收購合作伙伴通用汽車旗下歐寶，以組建新車企巨頭，同德國大眾汽車抗衡。1月10日，法國政府向歐盟委員會提出請求，希望能夠批準對標致雪鐵龍金融部門的救援計劃。
法德之間“親密敵人”的關系保持已久。過去，常見的描述是法國是歐洲的“政治司機”，而德國是歐洲的“經濟司機”，但薩科齊成為法國總統后，歐洲形勢變為由德國總理默克爾做出決定，然后薩科齊舉行記者招待會解釋她的決定，如今，這個難題交到了奧朗德手中。
從數據上看，德國比法國更有工業復興的優勢：2011年法國政府債務已超過其經濟總量的90%，而德國此經濟指標已經降低至80%；2012年，法、德兩個國家失業率分別是10.3%和6.8%；法國2013年財政預算赤字基本上已無法降至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下，德國政府卻即將迎來“零赤字”。
實際上，法國正在實施的計劃中也能看到德國的影子。過去十年中，法國工業部門喪失了75萬個就業崗位與900家工廠。再工業化目的之一就是解決當前嚴重的失業危機。奧朗德政府希望通過《促進增長、競爭力和就業的國家公約》達到這一目的，該公約包括一項未來三年逐步為雇主削減勞動成本的計劃，這是法國新工業革命的動力。
早在2012年10月4日談判開啟以來，法國勞資雙方就在談判如何使勞工市場暢通，同時又給企業更多靈活性，給員工更多保護。1月10日，法國勞資雙方交給了奧朗德政府一份有關“就業安全化”的方案。
而2003年，擔任德國總理的社會主義者格哈德·施羅德推出了“復興計劃”，旨在徹底扭轉困擾德國十多年的經濟衰退，該計劃核心是哈茨委員會提出的《哈茨建議》。《建議》全面實施后，那些不參加工作又拒絕接受培訓的人領取失業救濟金受到限制，此外，它還放寬了對企業裁員的限制。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哈茨建議》雖讓德國實力大增，可民眾不買賬。德國很少漲薪，2011年和2012年，德企員工薪資增幅最多能達到2.5%到2.6%，罷工因此經常發生。
“如果法國這次就業方案通過，勞動力成本下降，我將選擇留在法國并擴大生產。”一位堅持匿名的中資企業高管說道，從去年10月，他一直關注歐盟國家新工業革命，他認為法國在此方面應向德國學習，更堅決也更強硬地實施法案，才能激活工業活力。
有一次，我們乘坐火車從里昂開往另一個城市時，半路突然停了下來，廣播里說，大家稍安勿躁。司機參加罷工去了。我們只能坐著大巴趕往目的地。
在德國，同樣的“運氣”再次降臨，這倒不奇怪，最靠譜的德國鐵路系統如今成了壞典型，火車晚點率達到27.4%。
站在悲觀的一面，法國與德國總算有了共同點。“工業復興的難度真的難以想象。”巴黎市一位經濟發展顧問如此分析道，“不管是新工業革命還是再工業計劃，最后都需要拿出錢來，成也金融，敗也金融。”
中國角色
總有陰霾無法覆蓋的地方，中國消費者就是那縷陽光。巴黎購物中心老佛爺、香榭麗舍大街總是人滿為患，那些高達三四米的櫥窗內放著交響音樂，中國提線木偶跳著舞，敲著鼓。迪奧（Dior）柜臺，刻好漢字祝福語的瓶子被迅速裝進包裝盒遞給中國人。
歐洲許多餐館都委婉地拒絕中國人刷信用卡付費，“如果沒有歐元，人民幣也好。”一家中國餐廳老板告訴我們，必須精打細算，“如果刷信用卡，你要交一筆手續費不說，我也要交，真不劃算。”不過，他還是感謝滿座的黃色面孔，“原來還有本地的法國人來此就餐，現在你看都是國內旅行團帶過來的，當地人越來越少。”為了降低成本，過去他每周歇業一天，如今一周休息兩天。但如果沒有中國客人，“恐怕一周只能開業兩天了”。
這些街頭的消費只是表象，2012年中國企業在德國進行了數次并購，“一個單子比一個單子大。”中國駐德國使館公使銜參贊孟繁壯告訴我們，“德國人很擔心。”一直以來，中國是“世界工廠”，而德國自稱為“制造世界工廠的工廠”，當“中國制造”變成了“中國收購”，不是件令德國人愉悅的事。
在德國，中國人受到的阻力從辦簽證開始—中資企業員工家屬辦簽證需要考德語資格。“這挺差勁兒的。”中國駐德國漢堡總領事館經濟商務參贊裴永貴說道，“我有時開玩笑說，德國企業員工到中國辦簽證，是不是也要考個中文資格？”
法國企業就非洲政策與中國也屢有摩擦，他們指責中國的做法是“新殖民主義”。去年12月初，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皮埃爾·莫斯科維奇對BBC說道，法國企業必須對抗中國的影響力，主動出擊競爭非洲市場。
事實是，在歐洲工業復興中，涉及高技術附加值部分，中國一直徘徊在大門之外。我們曾受邀參觀法國競爭力集群中的一家工廠，到達后才發現它只生產鋁合金器皿，特別之處是器皿用以存儲基因樣本，而真正有含金量的基因工程要高度保密。當我們向一位政府智庫專家提出要求，是否可以了解一下法國核心競爭產業時，他簡單介紹了下情況，直接告訴我們，法國真正的高尖端科技俱樂部大門只向法國人與很少的德國人敞開。
即使盤活存量，也沒那么簡單。
Setter Walls是哥德堡歷史最悠久的律師事務所。這家律所的CEO、執行合伙人Joakim Edoff認為，中國人往往太著急了。“它們做生意往往與正常程序逆著來。比如說，青年汽車計劃收購薩博，它進來的比較晚，如果我們把并購分為談判、簽訂合同、付款和交接這四個階段的話，青年直接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也就是說，青年汽車沒與薩博簽訂收購合同，就付給薩博一筆錢，用于生產線恢復、發工人工資，結果上億元人民幣打了水漂。”
“許多中國公司來德國并不喜歡花一大筆錢用來請律師，花時間做調研，”德國漢堡峰會中國區負責人Arnaud Favry說道，“結果往往會遇到更大的陷阱。”
Setter Walls的另外一位合伙人Anders Holmgrem談到與中國人做生意時指出，這需要更多的信任、溝通和耐心，可能與中方代表見過許多輪，但真正的決策人還沒有出現。“這是比較麻煩的事，層層匯報太多，可能最后決定這個事兒的人都不在企業內部了。”
走進薩博已經停產的工廠，7000多平方米的廠房內，留守的80來名員工大部分都在擦拭機器、清潔工廠。為避免生產線生銹，他們不能遺漏任何一顆螺釘螺母。瑞典國家電動車公司新聞發言人Mikael Ostlund告訴我們，只要條件成熟，薩博隨時可以恢復生產。從歐洲歸來，我們再打次電話給Mikael Ostlund，他告訴我們，工廠最新的變化是又增加了70多人，生產線還在等待命令。
歐洲的工業復興，也正在等待一次真正的重啟，而中國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依然晦暗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