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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戰略亟待創新
首先，制定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適應的開放戰略，實現國際經濟秩序中角色轉換，改變在國際經濟競爭和規則制定中的被動者和跟隨者形象。
“盡管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不大，話語權有限。”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認為，在世貿組織框架基礎上，多邊貿易規則將會重新制定。“在區域貿易中，越來越推行美國式的高標準，我們處于被動適應的狀態。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時，與100多個國家簽署的是準入之后的國民待遇，但是準入之前的并購、資產擴大等國民待遇，過去沒有提。現在美國等要求國際資本在中國準入之前，就享受國民待遇，我們的現有制度需要有所調整。”
“我國在自貿區建設中積極吸收并參與形成國際經貿新規則，減少了貿易摩擦，實現了互利共贏，也促進了國內相關領域體制機制的改革。”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認為，其中經驗值得借鑒。
其次，破除政策制度障礙，創造有利條件，制定實施統籌高效的開放戰略。
在加入世貿組織十年后的新開放政策下實行好國民待遇，成為中國企業的共同愿望。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中興通訊副總裁趙云等人感慨道，企業在國內市場招標中受到比外企“低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少見。“中國應像韓國、日本那樣制定培育有國際競爭力企業的政策，并首先利用自己的市場優勢給以實際支持。”
一些企業還反映，對外投資審批的環節較多。廣東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向本刊記者反映，一項超過3000萬美元的投資至少要經過四個部門的審批，前后超過兩個月，一項重大收購往往要花上大半年的時間。而澳大利亞對于跨國收購只需專設的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批通過即可，并且時限一個月。
最后，深化全方位開放戰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等專家學者近期完成的研究報告認為，我國經濟開放度指數綜合來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很大空間需要跨越。目前我國資本和人員往來領域對外開放程度偏低，傳統的出入境管理方法顯得落后。我國經濟領域還有一些需要通過對外開放來解決的“門檻性”問題，如人民幣國際化、消除國際貿易壁壘、資本流動管制等。
部分企業負責人和專家建議，我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開放重點應放在繼續擴大金融、物流等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上，同時也要穩步開放教育、醫療、體育等領域，為下一步深化和擴大人員對外往來營造環境基礎。生產性服務業尤其是金融和法律服務等專業服務，則受制于整體政策和法規，期待給予更大的探索權限和政策靈活性。
自由貿易區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國際性平臺。與十年前相比，我國自貿區建設從無到有，先后簽署并實施了10個自貿協定，自貿伙伴已達18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東盟10國、新西蘭、智利等國家以及香港、澳門和臺灣等地區，與這些自貿伙伴的貿易額已涵蓋我國外貿總額的24%。在我國建設的大多數自貿區中，對90%以上進口產品實現零關稅，贏得了自貿伙伴對我國高水平的市場開放。
一些接受采訪的黨政領導和企業界人士建議，要抓住機遇增創以下三大優勢：
其一，增創市場優勢。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廣東省省長朱小丹、成都市市長葛紅林等認為，在下一輪國際競爭中要充分發揮和挖掘中國巨大的市場優勢。東部地區具有投資環境良好、消費市場強大、產業格局優化等條件，形成了成熟而縱深的投資和發展優勢。據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介紹，東莞市今年引資結構呈現出大項目多、現有企業增資多、投向現代產業項目多的局面，已簽重點外資項目投資近1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7%。中西部地區則利用土地勞動力成本等優勢及產業轉移等有利條件，增創市場投資的空間優勢，一期投資70億美元的韓國三星項目落戶西安，表明中西部正成為外資投資新高地。
其二，增創中國制造優勢。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區域布局的展開，長三角、珠三角等傳統制造業基地出現了低端產能的擠出效應，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為主轉變為勞動密集和技術、資金密集型并重，加工制造業層級逐步提升。據商務部統計，電子信息、精密機械、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制造業已成為我國加工貿易的主要產業，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在加工貿易中的占比分別提高到2011年的78.1%和50.5%。
其三，增創港澳的開放橋頭堡優勢。北京大學（深圳）規劃設計研究中心總規劃師顧正江等專家認為，港澳地區在新一輪對外開放中，可在兩方面發揮重要的示范和促進作用：一是在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中發揮承接和引領作用，重點發揮港澳在金融、現代物流、信息、科研、設計創意、高端商務會展、服務外包和中介服務等領域的優勢，積極發揮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三大新區平臺作用，全面提升我國服務貿易水平;二是重點探索擴大和深入民生領域對外交流的廣度與力度，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跟內地共享資源，加強合作探索。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告訴本刊記者，到2015年基本實現內地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廣東已組織編制了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規劃綱要》及《行動計劃》，圍繞金融商貿、專業服務、社會公共服務和科技文化服務等重點領域合作提出了81項具體措施。據了解，目前向香港、澳門開放的服務領域達149個部門，部分關鍵核心服務領域率先在廣東、上海、江蘇、福建等東部地區實施開放試點。
開放戰略亟待創新
首先，制定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適應的開放戰略，實現國際經濟秩序中角色轉換，改變在國際經濟競爭和規則制定中的被動者和跟隨者形象。
“盡管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不大，話語權有限。”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認為，在世貿組織框架基礎上，多邊貿易規則將會重新制定。“在區域貿易中，越來越推行美國式的高標準，我們處于被動適應的狀態。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時，與100多個國家簽署的是準入之后的國民待遇，但是準入之前的并購、資產擴大等國民待遇，過去沒有提。現在美國等要求國際資本在中國準入之前，就享受國民待遇，我們的現有制度需要有所調整。”
“我國在自貿區建設中積極吸收并參與形成國際經貿新規則，減少了貿易摩擦，實現了互利共贏，也促進了國內相關領域體制機制的改革。”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認為，其中經驗值得借鑒。
其次，破除政策制度障礙，創造有利條件，制定實施統籌高效的開放戰略。
在加入世貿組織十年后的新開放政策下實行好國民待遇，成為中國企業的共同愿望。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中興通訊副總裁趙云等人感慨道，企業在國內市場招標中受到比外企“低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少見。“中國應像韓國、日本那樣制定培育有國際競爭力企業的政策，并首先利用自己的市場優勢給以實際支持。”
一些企業還反映，對外投資審批的環節較多。廣東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向本刊記者反映，一項超過3000萬美元的投資至少要經過四個部門的審批，前后超過兩個月，一項重大收購往往要花上大半年的時間。而澳大利亞對于跨國收購只需專設的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批通過即可，并且時限一個月。
最后，深化全方位開放戰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等專家學者近期完成的研究報告認為，我國經濟開放度指數綜合來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很大空間需要跨越。目前我國資本和人員往來領域對外開放程度偏低，傳統的出入境管理方法顯得落后。我國經濟領域還有一些需要通過對外開放來解決的“門檻性”問題，如人民幣國際化、消除國際貿易壁壘、資本流動管制等。
部分企業負責人和專家建議，我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開放重點應放在繼續擴大金融、物流等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上，同時也要穩步開放教育、醫療、體育等領域，為下一步深化和擴大人員對外往來營造環境基礎。生產性服務業尤其是金融和法律服務等專業服務，則受制于整體政策和法規，期待給予更大的探索權限和政策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