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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已進入資源、環境制約發展的瓶頸期，為了謀求發展空間，沿海各國紛紛制定海洋發展戰略、調整產業規劃，把關注的焦點轉移至資源豐富、地域廣袤的海洋。21世紀，海洋成為了世界各國開疆拓土的新戰場，一場有關海洋經濟的競技已全面打響。
與人類腳下的土地不同，那片占據地球70%面積的廣袤無垠的海域更具挑戰性和潛力：它不僅孕育著富饒的漁業資源，而且還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海洋能源。一旦撬動，必將彰顯出強大的能量。
如何撬動這片藍色的海域，已稍稍落后的中國將如何抓住這次機遇，借此跨入強國之林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使命：計時已經開始，只有順利跨越以下四道欄桿——及時發布國家海洋戰略、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因地制宜實施差異化發展、調整海洋開發戰略，才能贏得這場競賽，中國海洋經濟才能揚帆起航。
國家海洋戰略亟待破局
海洋意識的崛起是海洋經濟揚帆起航的前提，而這恰恰是我們所欠缺的。
我國擁有五千年燦爛的文明史，但這種文明流露出嚴重的重此輕彼的氣息：重視農耕文明和農耕經濟，卻明顯輕視海洋文明和海洋經濟，而且更糟糕的是，這一態勢延續至今。
來源：中國產經新聞報
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條明確提出，“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卻沒有提到海洋，由此可見一斑。
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半個世紀，直至2003年，國務院發布的第一部《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才明確提出了海洋經濟的概念，“十一五”規劃海洋經濟首次獨立成章。
“十二五”規劃對海洋經濟的關注度進一步增加，并提出了業界俗稱的“百字方針”：“發展海洋經濟。堅持陸海統籌，制定和實施海洋發展戰略，提高海洋開發、控制、綜合管理能力……維護我國海洋權益。”
這一“百字方針”曾被業內人士看作是國家層面對發展海洋經濟戰略的指導性文件，但時至今日，業界期盼的“制定和實施海洋發展戰略”仍沒有下文。
此外，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共做過3次大的經濟區劃，但3次都沒有把海洋國土納入到經濟區劃中去。“十二五”規劃中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里也是如此，只有中部、東部、西部和東北部四大陸域板塊，非未涉及海域板塊。
“沒有把海域納入區域整體戰略，這個漏洞是嚴重的理論缺失。”遼寧師范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李靖宇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的采訪時說，海洋經濟發展不能各省制定各省的規劃、各省干各自的，國家要有統一的規劃。
“海洋資源與陸地資源不同，不是板塊似的，而是流動鏈條似的，所以海洋資源開發要統籌安排，海洋產業發展要統一布局。”對此，李靖宇建議，應該整合海域為新板塊，把海域和陸域兩個板塊統籌考慮，至少要中部、東部、西部、東北部加上海域，五大板塊一起推進，形成中國整體的區域戰略。
海洋問題專家王佩云也曾表示，“國家首先要有一個戰略定位——中國是個海洋國家，而不僅僅是大陸國家，在戰略指導下進行海洋規劃，然后是相應的執行計劃，要有一個完整的系統。”
李靖宇坦言，我國國民海洋意識不強，缺乏這方面的教育，以致于我們忽視了很多主權海域，給周邊其他國家可乘之機，致使我國海域和海島紛紛被他國染指，造成目前被外國勢力侵占和掠奪性開發的危機局面。
2011年堪稱中國海洋經濟元年，先后有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廣東海洋經濟綜合試驗區和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四個試點上升為國家戰略。
2011年末，《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獲批，加上舟山群島新區以及之前獲批的遼寧沿海經濟帶、天津濱海新區、江蘇沿海經濟帶、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和海南國際旅游島，一個貫穿南北的以海洋經濟為主體、呈現出帶狀和點狀空間布局的沿海區域戰略格局基本形成。
有業內人士認為，這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特別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已突破陸域界限，延伸至海域，進入陸海統籌協調發展的新時代。
但從全局來看，我國陸海統籌協調發展格局以及國家層面的海洋發展戰略遠沒有破題。
協調發展亟待提上日程
近年來，我國海洋經濟發展迅速，取得了傲人的業績，但隨著海洋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我國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生態保護之間的問題日益凸顯。
李靖宇一針見血，“近年來我國海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以海洋資源的破壞為代價的。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是粗放型發展、掠奪性和破壞性開發，目前我國近海海域已經嚴重被破壞，海洋資源嚴重惡化。”
比如渤海開發之后接踵而來的海洋污染和生態問題，據悉，目前渤海魚類大量減少，甚至頻臨滅絕，海洋金屬和化學成本嚴重超標。但“其實對于海洋經濟而言，生態安全才是海洋經濟的重中之重”，李靖宇強調。
受近海岸開發過度的影響，沿海工業污染物排海總量呈現明顯上升趨勢，近海岸海洋生態環境嚴重惡化。據悉，目前我國70%的沙質海岸侵蝕嚴重，50%以上的灘涂濕地喪失，未達清潔海域水質標準的面積已超過近海的1/3，傳統四大漁場——渤海漁場、舟山漁場、南海沿岸漁場和北部灣漁場已經名存實亡。
國家海洋局政策法規與規劃司司長王殿昌也坦言，根據統計，東部率先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同樣引人深思。“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當今海洋存在橫向發展不平衡：重近岸開發，輕深遠海域利用；重空間開發，輕海洋生態效益；重眼前利益，輕長遠發展謀劃，或者說缺乏長遠發展謀劃。”
針對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環境之間的矛盾，王殿昌建議：一是要制訂國家海洋經濟發展指導性的政策文件，加強對海洋發展的綜合戰略統領；二是應該樹立科學用海的新觀念，轉變用海方式，做到取之有時，用之有度；三是要制訂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措施。要錯位發展，培育優勢海洋產業；四是產業調整上要有新舉措，要實施科教興海戰略，淘汰落后的產業；五是要善待海洋，敬畏海洋，保護海洋。
而有業內人士建議，首先要不斷完善海洋環境的法律制度，加大對海洋環境的保護力度，以法律和制度治海；繼續實施科技興海，構建具有我國海洋科技優勢的海洋創新技術研究體系，以科技帶動海洋產業，提高海洋技術對海洋經濟的貢獻率；
此外，還要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海洋新興產業，使海洋產業結構由目前的一二三產業排序調整為二三一產業排序，實現海洋傳統開發向海洋現代開發的戰略轉變。
在推動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方面，近年來我國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2003年編制發布的《中國21世紀議程》白皮書中，專門列出了海洋資源的可持續開發與保護內容，同時還編制了《中國海洋經濟21世紀議程》，提出了中國海洋事業可持續發展戰略。
與此同時，《中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得到國務院的批準開始實施，該綱要作為我國第一個涉及海洋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指導性文件，對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目標及海洋生態與資源保護目標做了規劃。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意味著海洋經濟協調發展將進入具體操作階段，我國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將落到實處。
因地制宜 差異化發展
我國海洋經濟區域布局剛剛初具雛形，臨港產業園重復布局、產業發展同質化和惡性競爭等問題凸顯，產能過剩的肌瘤迅速膨脹。
中國區域經濟協會副理事長、秘書長陳耀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的采訪時指出，目前沿海地區總體都是立足于面向大海，依托港口，港船互動，發展臨港產業和進行海洋資源開發，基本都是大同小異。而所有臨港產業在發展上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發展重化工業。
可以說，從大西南出海口北部灣開始一直到北端的渤海灣，1.8萬公里的海岸線上，“大碼頭、大化工、大鋼鐵、大電能”的重化工企業林立。
王殿昌也曾坦言，盡管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步入快車道，且發展勢頭良好，但區域間產業同構與重復建設、海洋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等矛盾與問題比較突出。海洋經濟發展遇到總量增加與結構調整、質量提高的雙重壓力。
比如，2009年全國港口集裝箱碼頭設計通過能力為1.28億標箱，已超過港口處理箱量。“即使中國暫時不再興建新港口，碼頭設備需求仍需3年時間才可追上運作良好港口的產能水平，并在5年后才可完全消化所有港口的產能。”王殿昌說。
沿海重工業布局分散、遍地開花的現象導致沿海地區已成為工業園區的代名詞：這不僅與國際上對重化工實行的劇中布局、集中治理原則相違背，而且加重了威脅了海洋生態安全，大家一窩蜂地上馬更容易造成產能過剩，據悉目前我國造船業已現產能過剩的端倪。
“發展區域經濟時，進行產業布局和差異化分工，體現各地的比較優勢和分工協作，是我國發展區域經濟的總指導思想。”陳耀表示，發展海洋經濟，要因地制宜，根據自己的條件和基礎，選擇自己的產業方向，形成差異化的分工格局。
比如，同樣是沿海省份，山東、浙江、廣東與遼寧、河北、江蘇就可以走不同的發展道路，相對而言，山東、浙江、廣東三省是海洋經濟，而遼寧、河北、江蘇等省制定的“面向大海”規劃，更多的是突出“沿海經濟”。
“沿海經濟與海洋經濟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表示，“沿海經濟主要是借助和依托區位優勢在陸地上發展經濟，是相對于內陸地區的經濟而言的。依靠臨海，產業高度聚集，利用港口和海運成本低的優勢，從而發展相關產業。”
“而海洋經濟則更多的是利用海洋資源優勢發展經濟。它根據開發區域與海岸線的距離，分為近海開發、遠海開發和深海開發。例如漁業、濱海旅游、深海養殖等方面。”肖金成進一步指出。
而同是發展海洋經濟，也要看清本身的條件基礎和資源稟賦進行差異化定位。例如都是做港口，但服務區域可以有所差異，山東半島主要發展以煤油糧為主的散貨和集裝箱，輻射整個東北，空間就很大；而舟山群島有深水優勢，可以依托寶鋼、武鋼等長江流域的大企業，做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中轉；福建則應利用對臺優勢，大力發展兩岸貿易。
有所為 別國才有所謂
除了渤海這個內海海域，我國其他海域多存在主權爭端問題。在處理與周邊國家海域爭端問題上，我國政府一直秉持著“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原則，但從目前來看，這種解決海域爭端的戰略思想備受爭議。
據悉，目前除了菲律賓允許美國在克拉克基地常年駐軍并邀請美國在金萊灣等重要軍事基地部署反潛機之外，越南也正在就美國開發金蘭灣與美方進行密集的談判。
分析人士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希望擱置爭議已經很難。此外，自此戰略思想提出以來，“共同開發”的原則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
據悉，早在2003年年底，中海油就與菲律賓國家石油公司簽署共同勘探開發南海油氣資源的意向書，后來越南國家石油公司也加入其中。然而，后因菲律賓單方面與英國公司達成協議，并大肆進行油氣勘探活動，中菲越三國簽署的油氣合作開發協議就此夭折。自此中國與南海諸國再也沒有開展過共同開發的合作。
但自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南海的資源戰略意義凸顯后，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印度尼西亞等國紛紛加強了對南海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一份西方知名石油公司提供的報告顯示，上述五國已經與西方200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合作鉆探了約1380口鉆井，在中國傳統海疆線以內的石油產量年均達到5000萬噸。
“在南沙今天不開采一桶石油，中國將來就缺少一桶石油。所以我們要加快挺進南沙的步伐。”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鋒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只有有所為，別國才會有所謂。”
王佩云表示，對南沙地區掌控能力較弱是我國目前該地區資源開采相對落后的主因。“掌控能力弱不是說我們沒有實力，也不是技術問題，主要是政策。要打破過去的一些理念，包括鄧小平針對南沙和釣魚島提出的‘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現在已經二十多年，需要反思，并且有必要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沒有主動開發的擱置爭議，人家根本不會跟你共同開發，只有我們主動去開發，才可能形成爭議，兩家坐下來談；如果你袖手等待人家與你共同開發，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即使將來我們要共同開發，也要先主動開發，沒有主動開發就不可能有共同開發。”王佩云說。
據王佩云介紹，目前學界形成的共識是“油氣先行”。“油氣先行”能夠宣誓主權，至少能挽救一部分資源，具有資源保護和主權宣誓的雙重作用，其經濟價值、能源價值、戰略價值都能體現出來。“中國海洋石油開發企業走在前面，鉆井船往那兒一立，五星紅旗一升，這就代表主權的存在，而且一個油田開采需要十年、二十年。”
2012年，中央政府展開了實際行動：7月24日，管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的島礁及其海域的直接行政單位——三沙市在西沙永興島正式揭牌成立。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首先表示，三沙市的成立意義重大，有利于南海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有助于加強對南海海洋環境的保護。
“原來海南雖然名義上管轄南海，但具體哪個地方管、哪個部門管都不明確，而現在成立了三沙市，就可以把在南沙地區進行的油氣開發活動和捕撈活動轉化為地方行為，這樣就可以避免國際社會的反彈和減少國際社會的壓力。”吳士存說。
他進一步解釋：“南沙之爭除了地緣因素，主要爭的還是油氣資源。根據目前的形勢來看，我們既可以利用南沙地區的資源來滿足我國國內的需要，也可以通過油氣開發來維持爭議，通過單邊的油氣開發來促進共同開發可能是有效的選擇和途徑。”
此外，國內專家建議，中國海洋發展戰略不僅是走向深海，更要走向不屬于任何國家管轄的深海大洋，即公海和國際海域。占據地球表面49%的國際海域才是國際競爭的焦點所在，而且目前國內技術日益完善，走向公海的條件日益成熟。只有這樣的雄心和壯志，我國海洋經濟才能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笑傲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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